周小川：Libra可能导致“赢者通吃”局面 如成功 对发展中国家货币、弱势货币将有替代作用

本文为周小川做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建院十周年系列活动的发言实录，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大家上午好，首先感谢张春院长对我的介绍以及斯宪书记的致辞，我个人非常感动。王江院长多次邀请我来跟大家交流或者参加活动，但很遗憾，一直未能成行。今天，很高兴终于有机会来和高金学院的同志们交流，希望这次讲座对有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对高金学院发展能起到一点作用。

今天我准备的题目是FinTech（金融科技），也包括BigTech（大型科技公司），以及金融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信息科技发展推动出现了很多新技术，最近有两个很热的话题，一个是Facebook（社交媒体脸书）推出Libra（天秤币），各界有很多评论和研究。人民银行过去的很多工作和研究也于此有关联；另一个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一篇关于eMoney（电子货币）的文章，主要讨论数字货币和金融体系。IMF提出，未来稳定数字货币应该是国际货币，要以eSDR（electronic-SDR）或dSDR（digital-SDR）作为支持。

最近三、四年，我本人和人民银行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时，多次在金融科技方面发表意见，中方历来在国际上发表这方面的意见比较多、比较早。今天跟大家交流这方面的看法。

中国目前主要的金融业务系统及其特点

一、金融业是高度IT化的行业

FinTech对金融体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从支付体系开始。因为支付体系最具有和信息科技联系的特征，也高度依赖信息科技。支付体系的主要目标：一是追求效率，即实现功能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成本。二是稳定可靠，因为涉及金钱且数量较大。三是服从于宏观调控。支付体系涉及货币，要服从于宏观调控，而非影响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稳定性。

20多年以前，有一种说法是，金融业实际上是IT产业或者说金融业的IT成分非常高，特别是支付业。近半个世纪以来，金融服务基本是依靠信息科技来推动的，金融业务都与账户信息、数据等相关。从金融市场未来交易来看，股票交易所、债券交易所、外汇交易所等基本上全部依靠IT处理；同时，金融服务商与客户之间的交流也是高度IT化。即使是贷款等传统业务，也越来越依赖于数据的支撑，根据大数据或者结构化数据及数据挖掘等技术，来判断贷款的可行性和风险溢价，所以，贷款业务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数据处理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业和IT行业的发展相关度非常高。因此，FinTech的出现和发展对金融业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历史依赖角度看，20年以前，金融业是信息产业主要产品的最大购买商，包括IBM主机、开放型系统、网络设备等。最近20年，随着Internet发展，出现了社交网络、音频视频等，这些新应用流量的数量级大幅度增长，对设备和网络的需求在飞速增长，虽然慢慢取代了金融业作为第一大买家的地位，但金融业仍然是位居前列的买家，存在高度依赖性。

要注意的是，供给方和需求方对FinTech具体技术的说法常有所不同。需求方从金融服务来考虑，比如支付、各种金融交易、存贷款、理财等金融服务需要什么样的FinTech。科技或互联网类公司作为供给方的说法不完全是这样。供给方往往需要推销某一技术、某一产品，会想方设法宣传鼓动，以实现其价值，也会尽力宣传以供给创造需求。随着技术发展，特别是区块链、DLT（分布式账本技术）出现后，供应方会宣称，这是颠覆性创新、革命性变化，有时也有鼓吹的成分。从需求方来讲，一定要明白自己的需求，不要被忽悠，对于什么是颠覆性技术，是革命性变化，还是延续性演进，要有自己的判断。金融业历来是IT的大用户，认真分析能体会到很多新技术是在原有技术路线上的更新换代，是有延续性的演变，不能轻易说成颠覆性技术、革命性变化。

二、中国目前主要的金融业务系统

新科技对包含支付体系在内的传统金融业务系统正产生冲击，甚至变革和替代。首先应了解现有的金融业务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由哪些技术系统构成且如何相互作用，这样才能搞清楚下一步哪些系统将面临着被升级、被淘汰或被替代的可能性。下面，简要介绍支付体系等金融基础设施中运行的技术系统，其中有很多不同的IT技术都运用在这些系统上。

以中国为例，中国既有大额支付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也有小额支付的定时轧差结算系统。对普通用户来讲，不一定能体会是实时还是延时结算，因为背后由金融机构在其机构内支付系统处理轧差后进入央行的中央清算系统。所以，这里一共有三个系统，它们的特点就是主要靠银行来实现，银行有交易备付金，通过借记或贷记交易备付金来处理日常交易。虽然客户感觉是实时实现，但是背后如涉及到跨行交易，则必须经过清算系统来解决。

多数国家都重视大额实时交易系统和清算系统，由央行或者公共部门来管理。小额支付系统相对不那么重要，既可以由民间提供，也可以由央行或者公共部门来提供。这是因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支付行业往往从民间逐渐发展起来。新兴国家开始发展支付体系时，基础薄弱，往往由政府或者央行组织迅速推出，是一个较快途径。类似地，征信系统也一样，像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主要是三家民间征信机构发挥作用，这些机构已形成高度责任感，会考虑公共利益。其他小型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都是央行或者监管部门主导建立征信系统。

另一个是跨境支付系统。大家都知道SWIFT（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这是一个跨境交易的报文系统，要说明做什么交易、什么币种，因为币种就决定了使用哪个国家的大额支付系统，还涉及汇率等。不应把SWIFT直接当做支付系统。中国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用SWIFT。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国际上开始用人民币，人民币也有一个跨境支付系统，即 CIPS（China International Payment System），这个机构设在上海。

与信息科技和支付系统都有紧密联系的是金融交易机构或平台。未来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是eMoney还是Libra，都可能会跟交易系统产生巨大联系。比特币等也建立了自己的交易系统。沪深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上海外汇交易系统、银行间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黄金市场等的交易都和两个高度IT化的基础设施紧密联系：一个是交易平台，另一个是支付和证券的登记存管。证券交易要知道股票有多少、在哪里、什么品种、分红送给谁，特别是杠杆融资或融券时，还要记录证券的借入和偿还。这些内容现在都依靠以账户为基础的IT（主要以IBM大型主机支撑）交易系统及两个重要登记系统，即中国证券登记系统和中国国债登记系统。Libra要么是区块链形式，作为一种分布式账本存在；要么也需要一个存管系统，记录谁持有多少钱和证券。

随着信息科技进步，交易越来越计算机化，交易商通过网络连接传达交易指令，速度非常快，理论上可以实现越来越快的交易，即高频交易。但是要不要搞高频甚至超高频交易，这是一个选择问题。现在技术越来越好，实现起来变容易，有些业务不是技术上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要有其他系统性的考虑，要在支持实体经济交易和投机交易之间作出权衡。

除上述支付系统、征信系统外，还有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系统。支付系统必须要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系统有所衔接。中国所有的这些系统表面上看是单个系统，但背后都有密切联系。

三、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业务系统的特点

上述这些系统未来究竟哪些会继续存在？哪些会被改变？哪些会被替代？首先有必要归纳一下这些系统的特点：

1、是以账户为基础。不管是支付系统还是其他业务系统，如交易所系统、证券登记系统，都是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宝、财付通等也是以账户为基础的系统。而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主张不以账户为基础，这个需要权衡考虑。

2、是全额实时交割与定时轧差清算相结合。支付系统在用户感知上提供实时交易，以满足经济高速运转及各种机构头寸管理等需要。但对大量小额零售交易，全额实时交割的必要性没有那么突出，往往采用日终净额清算的技术系统。比如对于工商银行这类大型银行来说，很多小额交易是在其内部解决掉的，跨行部分则先在内部轧差以后再进清算系统，一般是对外营业终了后批处理解决。

现在有人考虑是不是所有交易将来都可以通过全额实时交易系统来处理。但是，这要考虑金融业目前的业务状况，现在还没有一家银行进行实时风险控制，每秒都有对自身实时的风险判断和对交易对手方的风险判断，每秒都算出新的优化投资组合策略。多数情况是，每天早上开会，根据前一天收盘情况、清算后的资金头寸以及市场状况来作决定。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决策周期问题，过于提高频率，目前还做不到。监管也一样，过去监管的技术周期比较长，比如，信贷进度监控一个月做一次，根据月末数字来监管，有逃避监管的做法是“月中鼓肚子”，月末再收回来。现在对于大量机构已是日监管，每天都要报会计报表，监管部门利用计算机技术等各种手段来监管，将来也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总之，目前还不能做到实时地连续不停地提出监管意见。业务现状决定了技术选择，至于未来如何发展，大家可以研究。

3、金融交易强调DVP（Delivery Versus Payment，券款对付）和PVP（Payment Versus Payment，同步交收）。证券市场交易和外汇市场交易，一定是强调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稍微有时差，就存在漏洞、存在清算风险。大家知道，金融体系有时候会有机构破产，比如雷曼兄弟，一旦破产，如果券款对付不同步，就容易出现风险。未来不管是eMoney还是Libra，都应该实现此原则。如果技术上用的是分布式计算系统，则要求账户数据强一致性。

4、相应的安全措施。目前的账户系统往往与互联网有安全隔离措施，如大型主机系统对网络访问有严格的通信控制器和授权、密码措施。对于零售交易，则有加密要求，加密可加在不同环节，如在支付工具、机具、支付信息传输等不同环节加密。比如零售交易不应明码传递信息，要tokenize，token传输过程有加密。另一个是计算机存储和通信的防范攻击也非常关键。计算机系统对通信的依赖历来很高，金融系统早期通信是依靠专有通信系统，先是Intranet（内联网），后来利用Internet搞虚拟内联网，然后在加密的基础上更多地依靠开放式公共互联网。在 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安全措施的技术会不一样。类似于账户系统的安全设置，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更强调加密。

5、可以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货币发行及其创新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后面，我们讲Libra时再详细分析。

6、可以进行有效的微观稳健性管理。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合规性主要有两项，第一是跨境支付遵守现行的外汇管理和国际收支申报规则。从外汇管理改革的前瞻角度来看，要清楚哪些管理是必要的，哪些迟早要放开。第二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管理。所有大额交易必须上报反洗钱系统，经过处理，筛选出可疑交易，可以利用AI技术辅助识别，把洗钱、地下钱庄、逃税、恐怖融资管控住。从微观稳健性来看，要防止因准备金不足、过度杠杆、甚至资金链断裂而破产导致的连锁反应。所以，微观管理也很重要，不能去搞一套新系统试图绕开微观管理。

这些基本上就是目前金融基础设施系统的现状和特征。虽然任何系统都会过时并被更新换代，但也存在一些人对现状毫无了解而妄评革新的。应该说，把现运行体系搞清楚有助于更深入考虑应该如何处理新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关系。

金融政策对FinTech的一般考虑

一、对金融科技既要保持宽容支持，也要头脑清晰、冷静

根据上述认识，对FinTech的金融政策响应的推论是：对新技术要敏锐，总体上支持、有所宽容；但同时也要有所警惕，防止出系统性风险。一是不要轻易相信一些供给方的宣传。有人鼓吹颠覆性技术、革命性技术，你要是反对他，你就是“反革命”。这么做有时只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有时也是要排斥、打击竞争对手；当切实加强监管时，还可能打舆论战。二是要警惕寡头垄断。现在有的国家出现政企合一型寡头垄断，有一些BigTech从科技起家，当然也有的从别的产业起家，比如油气厂商、巧克力厂商等。因为BigTech希望在政策上获得支持，而政治家需要这些机构提供选票支持，容易形成一种特殊关系。三是需要关注会不会排斥竞争。如果是公平竞争，大家就会去拼技术、功能、成本、合规性、可靠性等等。但如果一开始就拼客户数量，最大限度地扩大流量，同时还利用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IPO的钱来补贴，以占领市场，力争做到赢者通吃，这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妨碍下一步的公平竞争。

二、建立受限的可复原的安全空间作为试验环境

从金融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说，想要提供一种有别当前规则的可试验环境，强调这是个受限、有监管、安全可控、可还原退出的实验环境。但是，这个也是说着容易做到难。英格兰银行提出了监管沙箱，沙箱是有边界的，如果试验不成功的话，外溢影响基本可控；沙子流回去能大体还原，大家应不受损失，但这两点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总之，要有这样一个试验的系统和环境。目前在大国经济体中能否设计出货币试验的沙箱是个挑战。

三、依靠市场竞争选优

具体领域中新技术的胜出，要依靠市场竞争优选。很多事例都表明，很难说政府有先见之明，能挑选到最有效的技术；必须要在市场碰撞磨合中获取。类似例子有很多，比如说电动汽车，主管部门会希望挑准了一个方向集中力量去实现并推广，减少浪费。但实践表明，面对未来不确定性，可能政府并没有能力成为先知，还是要靠市场竞争去闯出来。大家知道，现在新进入金融服务业的有FinTech公司，有BigTech公司，有第三方支付公司，有各种各样的交易平台等等，政策上要建立一种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且又能保护消费者的环境。刚才已经提到BigTech“赢者通吃”的问题，政策上应避免失去公平和妨碍竞争。

四、鼓励FinTech真实推行普惠金融

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强调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不够，如成本较高、难以服务到最边远基层。现在用FinTech有可能更好地为穷人，为边远地区，为小额交易服务。但是要仔细甄别，确保真实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因为有的人是打着这种旗号干别的事，前几年国内出现了大量P2P平台，现在大面积崩塌，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滥用了普惠金融的说法，忽悠了决策者和监管者。监管者为了不阻碍技术发展，就回避了自己责任，说只要没申请牌照就不归我管，监管机构只监管发牌照的机构，不是我发牌照的机构，就不管，这样就避免了跟科技类企业，跟这些平台的冲突。但这些P2P实际上是影子银行，一旦大面积出事，还得负责。二是不切实际地假设每个人可以自己审查客户信息。有人鼓吹，有互联网和交易平台后，每个人都可以出借自己富余的钱，自己去审查客户信息，从而决定给谁贷款。为此可以说银行就没有存在必要了。但是真正做下来以后发现，没有多少人自己辛辛苦苦去看借款人、小微企业信息，个人往往也没有足够的行业知识和财务知识，很少有人这样做。结果是，P2P公司几乎百分之百搞资金池，形成影子银行。三是完全依靠大数据和征信系统也是过于理想化。有人宣称，个人虽没有那么多财务知识、行业知识和对小微企业的详细了解，但如果可以依靠大数据和征信系统的话，那么P2P应该就安全可靠了。实际上，这也是过于理想化。这让人想起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强调中央可以获取所有信息，通过精密计算，就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即使现在有大数据，是不是有充分征信信息及处理能力去配置各项贷款，也是高度存疑的。总之，要观察动机，以便切实支持那些真实搞普惠金融的创新。

五、关注各类FinTech公司的真正动机并提供正向激励

正确的动机是靠新技术实现效率和竞争力，而走偏的动机可能是瞄准客户的钱包，想吃利差，甚至是自融等。另有一类是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迅速致富。刚才提到有的BigTech希望赢者通吃，中等一点的、哪怕是小的FinTech，也容易做Unicorn（独角兽）的梦，想上市后套现了事，剩下的事就没人管了。但也许没想到还没到上市环节就开始崩盘，留下一地鸡毛。所以，监管者关注其动机很重要。这不光在FinTech领域，在很多领域也都如此，我多次讲到可以读一读关于Elisabeth Holme的案例。金融政策有一定的空间去设立，运用激励政策，比如资金托管、是否付息等规则，要在观察的基础上去设立正向激励机制，鼓励正确动机下的行为，谨防给不良动机提供鼓励。

关于eMoney和Libra的初步讨论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IMF公布的eMoney的文章，其实很短，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讨论，人民银行也深入参与过有关讨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篇报告讲的eMoney应是稳定币概念。就是接受了一个观点：比特币及与其类似的加密货币是想通过及早回收，先去做交易、赚钱就结束，价值非常不稳定，从而也断送了其作为支付型货币的潜在可能性。

2017年9、10月份，中国关闭了国内比特币的人民币交易平台，想要交易可以去日本等其他国家的平台。在国内，这些平台的投资者保护和消费者保护的问题不好解决。这些交易平台成立后，立即出现的问题就是哪个部门监管，一般理解，可能是证券监管部门，但证券监管部门觉得这事挺麻烦，又怕有压制新兴技术的嫌疑，所以不愿意去管，最后也就没人管。另外在中国这些交易平台里面，对敲式价格操纵非常明显。2000年，中国出现所谓的“基金黑幕”就是用对敲交易，通过对敲来操纵价格，这是刑事犯罪。我们已经把观察到的情况说给了IMF。最近网上有披露说，经过观察，美国一家交易平台90%的交易是对敲，真实交易很少。

eMoney接受了稳定币的概念。IMF提出的eMoney采用了稳定币的做法。人民银行向IMF介绍了香港的发钞制度。香港不是金融管理局发钞，而是有三个发钞行。过去是两个，汇丰和渣打，香港回归后加入中银香港。将来无论是数字货币还是电子货币，发钞行不见得一定是央行。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央行数字货币）是一种出路，但如果技术没看准，失误的损失会很大。未尝不可以像香港一样，有三家发钞行，每家发钞行每发行7.8港币，就必须有1美元的全额准备，获一份备付证明书，其实这就是稳定币的概念。

eMoney支持开放技术。eMoney支付系统概念强调，不拘泥于一定是DLT技术，也可以采用以账户为基础的技术。前面介绍的中国现行的以账户为基础的这些业务系统成本已降至很低，而且这些系统运行也都还算可靠。所以，是否一定要去中心化？是否一定要脱离以账户为基础的技术而选择非账户系统的技术？IMF这篇文章认为是不必要过早下结论。

说到支付成本，我再补充一点。Libra说跨境汇款成本如何高，可能有的地方在5%左右。但须知这并非是现行银行支付系统的技术成本。银行支付系统技术上成本已经相当低，而且大额交易收费都是有上限的，金额越小越容易显得贵些。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有些跨境汇款在行政上有障碍或不鼓励，比如汇出国可能对移民工的管理而增加检查和行政障碍；又如接受国存在外汇管制，不一定允许居民开外汇账户，可能是强制结汇但提供变相补偿（如中国过去的侨汇券），必然增加管理措施；再有是双方代理行关系是否顺畅，是否能向基层提供服务。这方面的缺陷均会反映到跨境汇款的费用率上。还有一个障碍是汇率，小国货币的汇率不稳定，那么应对汇率风险的办法就是收多点费用。既然有需求又有障碍，银行也要借机多赚一点，往往是按照过去的技术成本来定价的。听说香港最近开通了与菲律宾的快捷汇款，并未使用区块链和DLT技术，收费也很低。一个解释是香港对大量菲佣很接受也愿意提供便利。所以，并不是说现在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系统技术成本就很高，有其它原因。

Libra尚未详细解释其技术细节，是否全面依靠区块链或联盟链类的技术。Libra选择跨境汇款是明智且更易于被接受的。因为发达国家的零售支付和金融市场支付已较方便，迫切性不强，且对TPS要求甚高。Libra如先从跨境汇款这类TPS要求低的服务入手是易于理解的。

eMoney提出可以考虑SDR为备付。为了能够支持跨境交易，eMoney考虑应该盯住SDR，从而出现eSDR或dSDR。这代表了IMF对SDR及成员国汇率应进行必要管理的设计思路。

Libra没有清楚交代准备金托管问题。Libra也提出稳定币概念，即百分之百准备金。但是，Libra必须说清楚准备金由谁托管。国内很多人都知道，共享单车押金开始没托管，最后出问题就拿不出来。几家共享单车公司本来财务可持续性就没计算好，又搞了那么多补贴去抢市场，就先忽悠起来，最后有的没法收场，其间很难说不去打客户押金及其利息的主意。所以Libra应该说清楚准备金是谁托管，白皮书似乎是说由其自身的协会来托管，这缺乏制衡，容易落空。准备金的可靠托管，一种是找商业银行，一种找中央银行。Libra白皮书似已透露，托管的钱如果有利息收入，将用于支持运营和技术更新，那么这可能会产生问题。历来就有一种动机——看中客户口袋里的钱，营运很容易出问题。中国大约在7年前开始批准第三方支付公司，发了260多张牌照，大家积极性很高。260多家公司里有不少实际上只是想搞预付卡来吸收存款、运营客户的预付资金，真正动机不是提供更好的技术来支持支付服务，而是像银行吸收存款那样，通过预付卡实质上吸收运用客户的资金，且能以备付金获取利息，同时又不必像存款类金融机构那样达到高的资本充实率等监管要求。不良动机往往妨碍真正有效的技术凸显出来，容易导致激励扭曲。

制定金融政策时要尽量使用有效激励机制，将这种不良动机降至最低。这方面，美国PayPal是个例子，PayPal的用户备付金托管是没有利息的。还有一个是Apple Pay，采用NFC（近场通信技术），连接消费者和商户的银行账户，并少量收费，其首席执行官Tim Cook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从来不打客户钱包的主意，只提供支付服务，并不接触用户的钱包来获取利息。

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搞清楚金融服务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如果Libra是百分之百准备金，就有托管问题。如果准备完全拼技术，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或中央银行做无息（或低息）托管。但Libra没有将此事讲清楚。

准备金计量及金融稳定问题。不只是Libra，有可能是未来和Libra类似的某种数字货币成功后，变成全球普及的支付性货币。既然能做支付性货币，也就可以做其它金融交易的货币，比如股票交易、债券交易、贷款本息的支付等等都可以，银行贷款可能是以Libra denominated（Libra计量）的贷款。宏观货币经济学告诉我们，是贷款创造存款。所以，有M0以后，就有M1和M2。我们来看看这个数量级是什么关系呢？2017年底，中国M0大约是7万亿人民币，M1大概是54万亿左右，M2是169万亿元。如果M1或M2出了挤兑问题，即使M0货币有百分之百备付金准备，也解决不了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问题。存款人要求兑付时，不管是数字货币还是派生存款或派生权益，只关心能不能兑付。所以，香港虽然是三家发钞行，但实际上如果香港出现了大的金融问题，比如说挤兑，就绝不是只挤兑三家发钞行的钞票面值总额，那个是有百分之百准备的，但是M1和M2没有。所以，并不是M0有百分之百准备就安全可靠了、不出风险了。那么，究竟应该有多少准备金呢？这就需要有人测算。那这个活谁能干？也就是央行干。稳定币是在密切观察了比特币等交易出现混乱现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进步，但尚未完全说清楚，真正实现稳定还要跟央行及金融政策有更多的配合。

汇兑问题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Libra跟多种货币的某个篮子挂钩，与eMoney类似。跟着的问题就是多种货币的比重、汇率，以及是否涉及相互之间的汇兑、清算问题。假设人们跨境汇款汇回到家乡以后，可能Libra在当地还不能全面用于商品直接交易，那么还是要兑换成本地货币。本地货币有可能在Libra的篮子里，有可能不在。如果不在篮子里，仍旧有较大的行政管理和汇率风险；如果在篮子里，但实际运用比例与准备金篮子的比例不一样，还是会有汇兑问题，也会涉及汇率。这就导致一个不可能回避央行的问题，以及国际间央行如何协调的问题，又带来全球是否需要有人来管理各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及其形成机制问题。

此外，就全球来讲，如果Libra成功后，必然有M0、M1、M2的扩张速度问题，现有掌握扩张及其价格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转到或部分转到以Libra为基础，或者Libra必须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做出设计。

Libra可能导致“赢者通吃”局面。Facebook拉了二十几家大公司开始研发，下一步还可能继续发展。所以，一开始就有先行者或赢者通吃架势，这种迹象会使一部分人产生担忧。

Libra对中国的挑战。对中国来讲，我们要考虑Libra等类似数字货币如果以货币组合作为准备金，肯定不会选不可兑换货币，否则，操作上有风险，比如服从外汇管制的风险等。如果Libra成功的话，对弱势货币、不可兑换货币、发展中国家货币将有替代作用。因为篮子里还是以美元为主，所以人们产生了对美元化的担忧。过去也存在替代，替代的结果就是美元化，会把小国货币特别是货币政策失误国的货币慢慢挤出。这个问题不是Libra引起的，过去就存在美元化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到，宏观调控搞得糟糕的国家都可能会美元化，比如说津巴布韦。中亚一些国家看着不错，也有美元化问题，本国货币的综合使用占比相对不够高。因此，强势货币在全球化过程中会侵蚀弱势货币，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只不过如果Libra之类冒出来且能够普及成功的话，就可能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因此，这对人民币也是一个挑战。目前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要应对Libra的挑战，还是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的一份子，并免受侵蚀与替代；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及逐渐扩大在SDR篮子中的比重，将涉及到很重要的政策选择。

《周小川：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

本文根据作者2019年5月8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专题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尽管此次讲座在Facebook于6月18日公布Libra之前40天，但其中某些分析也适用于对Libra的讨论。

近年来，IT技术发展非常迅猛，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基础设施、移动互联网都在快速发展，特别是近来热度很高的区块链技术。当前金融界用得比较多的词是FinTech，最近又出了BigTech。另外，由于新信息技术所产生的金融业务多种多样，有P2P网贷、crowdfunding（众筹）、电子支付等。总之，技术进步会改造传统金融业务，也会带来很多新的金融业务，同时也对公共政策提出了很多新挑战、新要求，会导致公共政策有很多新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经过两年左右的讨论，在2018年底BIS发表了题为《金融大科技公司与公共政策挑战》（BigTech in finance and the challenge to public policy）的报告，主要强调BigTech的发展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我今天两小时的讲座来讲，该报告中提出的公共政策范围过于宏大,我想还是集中讲讲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政策部分。

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尤其在电子支付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央行和监管部门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新的动作，特别是较早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展数字货币的研究，以及2017年相继停了ICO业务和比特币在国内的交易平台等，也引起了国际上高度重视。这些事件都导致国际上希望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情况，中国金融管理当局都关心哪些内容，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什么。

针对新技术发展的金融政策一般原则

金融业本质上就是信息产业。金融业把信息处理看做是一种手段、工具，是一种科技对金融的支持，同时也确实认识到，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产业（IT）的发展。而IT界有人认为金融业就是信息产业。首先，金融业处理的东西，早期还有现金、黄金、保险箱等实物的东西，但之后的金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M1、M2，由于计算机化，所以都变成了计算机里的数字表达。其次，金融产品的定价，不管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决策，基本上也是一个信息处理行业。再次，金融交易，如果去上交所、深交所和外汇交易中心一看就知道，基本上全是数据处理和网络化通信在运作，以至于交易大厅早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保留下来或者是为了有时可以参观一下留作纪念；或者是有时作为开会搞活动的场所。此外，从IT行业来看，IT都有用户界面，可以认为银行、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就相当于IT系统的用户界面，按终端屏幕的信息去跟用户打交道的地方，但是核心系统是IT，包括ATM也是一种信息系统跟用户打交道的界面。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中国四大银行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的发展基本上也可看出，凡是IT抓得好的银行，或者说投资去用大系统的，发展就快。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金融行业跟IT的关系都太密切了，因此必须高度重视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须对新技术非常敏锐，要有高度的支持性，同时新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宽容失败。因为新技术应用会有失败，也有些技术还没有投产或者还没用好，就已经被另一种技术替代了。当前所热衷的东西未来究竟是什么情况，还很难说。比如，人民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Telecommunication是未来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一个核心关键，因此就开始着手抓卫星通信。当时地面通信尚没有好的技术，地面通信的传输力、可靠性和成本当时都不行，所以就搞了卫星通信，而且要从卫星地面站抓起。可是这个系统设计的400个C波段卫星小站还没有铺完，配套的设备系统还没有完全建好，就已经被后来的KU波段卫星通信和再后来的同轴电缆及光纤地面网替代了。这说明新技术的应用有风险，对此要宽容，应用系统的发展必须通过使用这些新技术向前推进，可能失败，也可能白花钱。这样的情况在金融科技应用里面有大量的实例。我上世纪90年代初参观国际上某家银行的数据中心，当时有一个词叫“磁盘农场”，就是说有大厂房（大概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被称作“农场”，里面放的全都是磁盘组，用作数据存储。作为磁盘的后援，还需要几千个磁带盒作为更为海量但速度慢些的存储支持，并为这个存储支持而专门设计了机器人或机器手。一台机器那时候都是上亿元的价格。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技术，但也就持续了五六年，就被所谓的早期云存储取代了。

金融业要对自己的技术需求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轻易受IT供给方的推销宣传所左右。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搞技术创新的人都会宣传自己的新发明、新创造、新产品，当然宣传的目的是希望别人去买，而金融系统历来都是IT技术的大买家。国际上IT技术供应的大公司，一度最重视的就是金融业客户。随着社交网络、视频等出现，银行系统在信息流量方面的占比已经下降了，但是，金融系统仍是大买家，所以IT发明创造了新产品，向金融业推销的力度仍是很大的。有些创新技术发明商在推销时往往强调这是革命性变化、颠覆性创新，或者是关乎国家安全。对此，金融业自己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不能错过也不能误判颠覆性创新。与此同时，从全球来看，尽管技术发展很快，但真正出现颠覆性创新的并不是太多，多数还是一种所谓的线性发展，就是一步步往上走的，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数线性发展的。如果真是出现颠覆性创新，不光是在技术应用方面，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框架，包括公共政策和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都会受到根本性的颠覆。当然这两者之间可能界限模糊，不完全是一目了然的。尽管供给方对新发明和新产品制造方面的推销，以及希望付诸应用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对此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也要清醒认知社会上存在着推销贿赂、打舆论战以及政治游说。事实上，若干大金融机构分管科技的副行长或者科技部门的老总，身边源源不断地围绕着各种供应商，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这几年抓的腐败案子里，也有收受科技产品推销贿赂的案例。推销者往往夸大自己产品的性能、必要性，以及产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等。另外也会有排斥对手的做法，包括在推介国产芯片、国产加密产品时，可能会说其他厂商的产品对国家安全负面影响非常大。确实应高度关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但其中或许也不乏夸大之词。其做法实际上是在自身技术赶超方面还没有足够雄厚的实力，希望通过行政办法挡住竞争对手，对这种倾向应引起注意。也有人试图通过媒体和舆论战对政策产生影响，甚至动用水军来打网络舆论战。看着好像是产品、技术创新方面的内容，但是后面隐藏的利益也是不简单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亚黑海巴尔干央行俱乐部曾经有一次讨论，介绍了网络巨头寡头化（oligarch）的问题，主要是说某些IT企业及网络巨头如何对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又是如何主动与他们挂钩的。很多政治游说（lobby）会对金融政策产生影响，其中包括金融技术的采购和应用问题。

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应主要依靠民间的研发力量，依靠市场竞争来优选和更新换代。从政策制定来说，总体要对IT保持敏锐、支持和宽容。技术的优化选择要依靠市场和民间的力量。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谁也不能在事前预估得准确和周全，技术选择也很有可能失误。回顾历史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从发展历程来看，如前所述，多数技术发展实际上还是线性发展，还是沿着历史的足迹逐步发展并更新换代的，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第二，通过历史可以研究技术选择问题。虽然金融业“财大气粗”，最先进的东西都敢买，但是选择上还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商业机构的选择出现失误还相对易于被接受，但如果是政府选择或央行选择，一旦失误就有很大的声誉风险。从金融界来讲，央行、监管部门尤其重视声誉，特别是央行。因为央行的声誉不光体现在科技路线上，更主要的是事关货币政策的声誉。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跟公众沟通，传递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定力。如果央行声誉受到损失，包括在搞数字货币时，如果有声誉损失，很可能其影响远非投资受损和技术系统报废所能衡量的。

央行在技术选择方面，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角色。首先是自身技术能力的供给问题。当新技术出现时，大家都有积极性，央行、监管部门也都会有积极性，但要看到真正实力强大、能够吸引人才的创造力还是在市场、在民间力量。央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帮助建立竞争性环境，使得最优的技术顺利凸显和发展，通过竞争选优来实现应用更好的技术。也有可能未来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不存在最后的优胜者，而是因为进步速度很快，使得一种技术在某一个阶段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还会有另一项新技术出来，一浪接着一浪地往前推进。而且有可能在同一个时点上有两三项技术比较占优，但是并不见得谁能够有绝对占优的局面。这在科技上也是常有的现象，有可能在中间产生一种协调、通用、可切换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彩电时，彩电主要有三种制式：美国的NTSC，欧洲的PAL，俄罗斯和中东的SECAM。中国当时正好在选技术制式，但不容易选，因为选择就必须有取有舍，一旦选完了就不好改。当时中国选择了PAL，后来电子技术能力提高了，出现了能够把三种制式统一在一起的自动切换的IC芯片，结果问题就都解决了。手机也是这样，二代手机到三代手机，有GSM系统、CDMA系统（码分多址），多址技术又分CDMA、TDMA和FDMA。最开始GSM和CDMA是非此即彼，后来出现了一种手机是双卡双待，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有可能同时有两个技术不相上下，或者争得不可开交，在此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统一融合或可切换的兼容性措施，使得它们能够共存。

关于BigTech

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先抢流量再说，最早是先抢点击率，后来是抢流量、抢客户、抢份额，占了大头再说。在抢流量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烧钱”现象。对此，我们提出可以参照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做法来加以应对，以利于公平竞争。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事后会造成损失。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譬如在共享单车市场。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从补贴和低价倾销的角度来说，WTO用的概念是反补贴（Countervailing）和反倾销（Anti-dumping），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具体的区分。当前因为全球正关心WTO改革，所以补贴概念也非常受到关注。一种补贴是政府补贴，这种补贴有一部分是允许的，比如基于社会目的或扶贫，但若是对竞争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补贴，一般是不允许的，所以在农业补贴上分成了绿箱补贴、黄箱补贴、红箱补贴，明确规定了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是可以研究的，哪些是允许的。另外一种补贴是交叉补贴，交叉补贴在转轨国家历来受到很大关注，譬如说某个出口产品名义上没有财政补贴，或查不到财政补贴的迹象，但实际在投入品上有补贴的话（包括能源、原材料和其他的投入品），最后的国际竞争力也是含了补贴的。“赢者通吃”有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直接补贴现在更主要是靠“烧钱”，烧风投的钱，烧ABCD轮融资的钱，最后烧IPO的钱。这个钱是可以先拿来烧，拿来抢流量，占市场份额，至于以后怎么样再说。以后可能出现两种局面：一个是把对手都压下去了，市场份额够大从而体现了规模效益，也许能够活下来；另一个是也许把对手都打下去以后，就可以提价。如果失败了，最后是一地鸡毛，不知道找谁收拾。交叉补贴，等于是用其他产品去补贴要抢占份额的产品。在支付系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最开始为了抢客户，可能会动用客户的支付资金收益去补贴产品削价；也可以倒过来，如果产品销售赚了钱，为吸引客户的备付金（从银行转移到支付系统备付金），也可以去补贴理财业务收益，让客户向其聚集。这些方式在实业领域中其实并不奇怪，也已经反复发生了，但在金融领域涉及的金额则会非常大。所以大家看到，实业出了不正当竞争和扭曲，往往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而金融系统出了几件事后果就很严重。比如，云南泛亚的问题、E租宝的问题，加上现在看到的几千家P2P网贷中可能有相当高的比例都不能生存，会遗留巨大的清偿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要高度重视公平竞争问题。

面对多种挑战的金融政策选择

金融市场格局和监管格局将受到IT科技的影响。金融科技公司作为金融服务业的新进入者，有一些是拿到牌照的，有一些是没拿到牌照的。还有一些不想申领牌照，他们想做金融但不想受监管，更不想承担资本充实率、各项风险准备和拨备等高成本。这些新的金融市场进入者不但对市场格局产生影响，也会对监管格局带来重大的影响。新进入者，尤其是BigTech公司，对市场格局的影响会更加凸显。

另外一个入口是普惠金融，或者说的是为了普惠金融。有的人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子要求进入金融服务业，这也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来一个挑战是P2P网贷。P2P最开始出现时，实际上就有两个疑问（至少央行和监管部门是有疑问的）。一是它建立的基础是将来任何有钱的人，都可以自己通过审查借款人的信息和资信来决定是否贷款，从而有人预言未来银行会消失掉。因为大家都可以做，用不着搞一个机构专门去做。这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忽悠”，是散布一种幻想。因为信贷的信息量很大，其专业性工作需要深度，往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事实上，在P2P上贷出资金的人，往往对这种非常详细的信息工作并无兴趣，多数人只是追求回报。二是新进入的金融科技公司也带来了监管问题，即是不是应该纳入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领域已明确提出需要关注影子银行的问题。那么中国P2P这个做法是不是影子银行？当时全社会对“互联网+”正高度推崇，各部门领导管的并不一样，有的特别关心学生贷款，有的特别关心农民贷款，但是不分管金融。因此，国内的确遇到了舆论方面的压力，所以监管部门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只监管发牌机构，谁在我这里申请牌照，我给了牌照了才归我管，否则我不管。对此，也有不少人明确表态说这不行，既然是影子银行，也就是没有拿到牌照的银行机构，如果不管，出了问题就会与国际金融危机时出现的问题类似，所以这是不行的。但是监管部门觉得压力大，所以不太想管。类似责任问题还曾发生在非法集资（当时问题还没有搞那么大）究竟由谁管的问题上。后来成立了一个部际联席会议，最后定的是让当时的银监会牵头。也就是说，出现了公共政策问题，虽然大家可以推来推去，但最后还是得有部门负责。近来P2P出现“一地鸡毛”的状况，各省报上来的问题金额加起来非常大，高层有人问这个事到底谁负责？最后是银保监会负责监管。所以说IT的发展对市场格局和监管格局都带来了挑战。

金融牌照与监管博弈。准入政策要定义金融业的边界在哪儿，谁是金融业，谁不是金融业？过去金融业内部分业也相当混乱，谁是证券业，谁是保险业，谁是银行业，谁是信托，这些划分历来有点头疼，以致涉及BigTech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浑水摸鱼。譬如最开始的支付行业，第一张第三方支付牌照给了支付宝，后来支付宝又挂了余额宝，于是就开始有争议了，余额宝里的钱究竟算支付备付金还是算存款呢？这涉及是不是银监会监管的问题。如果说算存款，就需要承担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等要求。余额宝后来又挂上了天弘基金，而天弘基金就归证监会管了。如此，BigTech就可以在监管部门政策中间分段选择，谁的政策对我有利就向谁靠。所以，边界政策和许可政策中间也会出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动机上的问题是FinTech和TechFin既不想拿金融牌照，又想做金融业务，因为这是最节省成本的。商事制度改革后普通公司的注册一两天就可以拿下来，资本金也无要求，其他方面的要求也都非常松，而分类金融牌照既难获批又成本高，还要受更严格的监管。

尽管我们最开始就提出金融监管方要对新科技的发展保持敏锐、支持、宽容，但在初期对是否发牌照的问题，监管部门也不一定有那么足够的科技知识和清晰的科技预见性，所以发不发牌照确实很难办。如果不发，有可能压抑了某种创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因此，如果想采取支持、宽容，或者说绝不当绊脚石，就需要非常慎重地运用许可、牌照的办法。

试点的可控性、可退出性和“沙箱”。试点的可控性和可退出性联系着“沙箱”。从一开始听说“沙箱”到现在，它似乎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最早英格兰银行行长在BIS会议上介绍的“沙箱”，强调了实验边界的可控，以及试验后使对象系统能够完全还原，这样就不会造成额外损失。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做试点，但是同时需要能让它翻回去，最后复原且没有损失。后来，对“沙箱”又有不少概念上的描述和补充，说法也不尽一致。

对于可试点性，一个讨论对象就是支付系统。最早瑞士一家公司搞的数字货币是有形的（当然都是在终端设备里面的有形），几年以前作过介绍。当时的感觉是试用范围难以控制，尤其中国有14亿人口，很难控制，所以瑞士人也认为，最好找一个小国来实验，因为小国实验的评判和纠正比较容易，虽然不能要求“沙箱”全部还原，但是损失会很小。事实上，小国货币和大国货币的换代难度大不相同。有人抱怨人民币印得不够漂亮、材质不够先进，其实换代的技术早有准备，但人民币换一代需要很多个年头。不像一些百万级的小国，头3个月可以新币、旧币同时使用；3个月到6个月旧币可以到银行网点兑换为新币，但是零售中旧币不能使用了；而6个月后到一年间全国就只剩2家银行可以兑换；再以后可以留一个长尾，比如就只能在央行经过审查后可以兑换，不提供方便性。这样的换代在中国做起来则可能要十年，其中成本巨大，并且如果出错很难重启。当年我还在证监会任职的时候，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假身份证。上世纪90年代有人开户用的身份证可以是一麻袋一麻袋收来的，主要是为了操纵价格。于是证监会希望公安部能换一代新的身份证，但却得知换一代身份证需要10年时间。所以，数字货币如果能找小国做试点，成功并完善后，再在大国推广，是稳妥的。

部分中国人赌性比较强，虽然我们不专长研究这类规律，但是根据统计观察不得不承认，类似的非法集资或过度热衷于赌博式投机的事情在中国很容易出现。一个产品开发出来以后，如果很容易引发过度投机问题，或者会有较多的普通人上当受骗，且出现问题时群众会向政府抱怨，乃至上街抗议，那么这样的事情还不如停止其操作，又或者可以鼓励从小的受限的地方开始试点。比如，2017年，比特币和人民币之间的交易被停止，后来大量的比特币交易流向了日本。为此，如何保护消费者或如何保护零售投资人，也应是试点必须考虑的政策内容。

加密数字货币或者类似的代币，应考虑百分之百现金备付。近几年，人民银行在国际上讲此事时，多次引述香港发钞100%的备付金的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拥有两个发钞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回归过程中银香港成为第三家发钞行。三个发钞行的货币可以不一样，ATM完全统一也有一定的难度，三家行的钞票清分、回收、发放渠道、验钞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香港金管局要求尽量统一，但未必百分之百做到，而允许求同存异、略有竞争。最根本的问题是三家行的钞票是否归属同一价值，靠的是各家发钞行每发行7.8港元，必须有1美元上交到香港金管局作为备付金，香港金管局会出具一份备付证明书，据此可以印刷钞票。但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如印出来暂入库存的是否计算在内？钞票M0流通后会放大为M1，要不要备付金？总之，这些都关系到币值是否切实能够稳定住。所以，我们主张如果试点数字货币或者类似的代币，应考虑有百分之百现金备付。可是马上会有创造新币的人提出争议，因为他们本以为印刷钞票是白赚钱的事，如果执行现金备付，岂不是断了财路？确实，印刷钞票不应是如此轻易赚钱的，而是要通过支付业务服务，体现其附加价值，同时还要保证在交割、清算、系统维护、清分、兑付等方面的激励机制。再者，还需要考虑公众利益的问题，支付机构不能只关注客户口袋里的钱，对于吸存吃利差的动机要防止，也不能自融，更不能想要通过印发钞票来直接赚钱，这都是需要加以制止的动机。比特币和某些加密货币的交易价值变动非常大，已导致其脱离常规支付业务，引起各方关注，业界也开始提倡稳定币，不能靠市场交易来形成其价值。但是，机制上如何实现？任何机构都有头寸管理失误、引发违约或破产的可能性。前面所说的百分之百备付金，不仅是自己声称的稳定，而且必须有牢靠的数量监控、托管规则及正确的激励机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人民银行推动的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设计思路。第一，既然要支持科技的发展，又要防止出问题，在DC/EP的设计上，不应预先选定某个技术，而是要依靠分布式研发，市场竞争，尊重市场的选择。既包括以账户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渠道上的改进、扫码支付之类的移动支付，也包括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DLT）类加密数字货币系统。第二，有些不同体系的技术可能会并行发展，可以鼓励多家协同发展和快捷切换，但主要是发挥市场积极性。事先不易确知谁家最好，大国央行也可以有自己系统，但是不着急进入零售支付环节，也不要认为自己就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第三，央行需要准确测定核算并建立托管规则，实现百分之百备付金来保持稳定，同时校正激励机制。第四，试点还是要尽可能地限定范围，退出的事前设计就像写“生前遗嘱”一样，如果出问题怎么退出呢？要事先设计好。技术发明者、创新者也许不热衷此设计，央行应要求其做充分的设计。第五，要防止靠烧钱、靠变相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去抢市场份额并扭曲竞争秩序。

总的来说，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很大，挑战也很多。今天主要聚焦金融科技对公共政策的挑战，科技发展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金融政策最重要的是有宏观调控性，一般业界不会考虑对宏观调控有什么影响，但是宏观调控者则必须有所考虑。宏观调控包括货币创造机制、偿付能力、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从监管的角度看，还需关心网络安全、防止欺诈、隐私保护，以及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这些问题也都涉及金融公共政策，其中有一部分还涉及立法。所以总结起来，既要强调大力支持科技发展，要敏锐和宽容，特别是要通过竞争机制进行选优；同时又要考虑金融稳定及宏观调控现有措施和政策的适用性，整体经济和消费者不会受到大的负面冲击，特别还要防止诈骗。要考虑普惠，以及重点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科技力量发挥正能量，也就是主要通过效率来改进金融服务。对于金融政策来讲，存在许多新挑战、新课题，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努力，同时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研究，不断体会，不断积累，才能够做得更好。